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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广场》,一部针对当代艺术的黑色讥讽电影

发布时间:2017-06-08  来源:未知  作者:木木
离婚了的克里斯蒂安单独带着两个小孩,生活中处处支持公益,开着节能电动车上下班。看似镇静的生活在影片开端即将后变...
离婚了的克里斯蒂安单独带着两个小孩,生活中处处支持公益,开着节能电动车上下班。看似镇静的生活在影片开端即将后变极速转向,超越他的掌控范围:一次上班顶峰时,克里斯蒂安看到一对男女大动干戈,出手相救的他满以为自己英雄救美,却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被设局,并丢失了手机。
Director Ruben Ostlund, right, celebrates winning the Palme d'Or award for his film The Square, presented by actress Juliette Binoche, back left, and jury president Pedro Almodovar, back right, during the awards ceremony at the 70th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Cannes, southern France, Sunday, May 28, 2017. (AP Photo/Alastair Grant)

  导演鲁本·奥斯特伦德在戛纳电影颁奖礼现场。图片来源:NBC News

  恼怒的他通过定位功能锁定了手机丧失的区域,却不那么理智地给周围所有居民都留下了威吓信,要求偿还自己的手机,一步步让自己陷入到更尴尬的局势中。与此同时,博物馆的公关公司为了给展览造势而推出的非常拥有争议性的宣传运动。这些阴差阳错、环环相扣的事件将克里斯蒂安与博物馆的声誉都卷入奄奄一息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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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角克里斯蒂安,克拉斯·邦(Claes Bang)饰

  导演奥斯特伦德表现,本片的概念来自于他与电影制作人卡尔·博曼(Kalle Boman)在2014年共同谋划的艺术项目 “自由广场”(The Square)。 他们不满于当代社会人的看客心态,想通过一个艺术项目来反应这种日益见长的个人主义,同时唤起人们的社会关心:他们希望在瑞典各个城镇的中心都标示出一个小区域,任何人在需要辅助时都可以走进这个区域,而路人则被要求供给力不胜任的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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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中由白色方框圈出的自由广场(The Square)

  第一个“自由广场”于2015年在瑞典韦纳穆市中心树立,相关系的展览“自由广场”也于韦纳穆市博物馆(Vandalorum)开幕(2015年4月18日至6月21日),踊跃邀请观众参加到这个项目中。

  在观展前,观众将会被询问是否信任其他居民,他们的答案将决议他们是否能观看次展览。如果一位观众选择信任,那么其会被要求将个人随身携带的财物放到一个无人看守也不设任何安保的处所,再单身前往观看展出。许多观众虽起先表明对其他居民的信任,但得知此入场要求后,却打起了退堂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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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与制片人在位于韦纳穆市中心的第一个“自由广场”现场。图片起源:Vandalorum

  如果说奥斯特伦德的艺术项目是对参观者观点的一种挑战、将百家乐网站观众认同的价值与实际行为上的差距展现出来,那么电影《自由广场》则是对这个艺术项目标进一步拓展。

  《自由广场》是一部不折不扣的讥讽作品。正如导演自己指出,主角克里斯蒂安就是一个“行走的矛盾体”(A walking contradiction),面临窘境时常他做出违背自己道德准则的行为。他固然坚信“自由广场”是一个极具首创性的概念、也非常想通过艺术给人们带来新的思考,但同时也是个不折不扣的职场变色龙,在拿捏赞助人、参观者、艺术家的等待上游刃有余。展览的公关公司亦非知行合一:虽认同“自由广场”推崇的价值,却仍刻意发布一段小女孩被炸成碎片的伪造视频而博求热度,终极公关效果适得其反,逼得克里斯蒂安引咎辞职。

  影片通过黑色幽默的形式讽刺了欧洲诸多社会问题,波及责任与信任、贫富差距、难民问题、教育等。例如,干净工无意间将当代艺术作品当作垃圾而清算掉就是艺术界的真实案例,反映艺术教导与艺术意识的差距。这样的场景游走在娱乐观众与挑衅认知之间,令人又笑又叹。

  电影在拍摄手段上也胜利地照应了内容。例如,在展览的揭幕晚宴上,行为艺术家奥列格表演一只猩猩,游走在博物馆的赞助者与其余嘉宾之间。仅仅两个镜头、寥寥几句台词,就将现场凝固的氛围、客人的手足无措、行为艺术家所出现的潜在威胁展现得酣畅淋漓。流利的焦距变化引导我们关注主角的情感变化及宴席上宾客的反映。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产生什么,但随着被戏谑的客人拿起水杯缓解自己的尴尬,“猩猩”一把将水杯打翻,矛盾就此进级。这一片断就足以展现影片的气氛与作风。

  戛纳首映后,媒体影评人总体给了电影较高的评价。两位知名影评人的评价大体上代表各界媒体评估方向:《卫报》(The Guardian)的彼得·布拉德肖(Peter Bradshaw)表彰电影悬疑气氛十分突出,他表示“这是走钢丝般地观影休会/高程度电影”(high wire cinema);《综艺》杂志(Variety)的欧文·葛莱伯曼(Owen Gleiberman)一方面认为导演精准而犀利地抒发了其讽刺意味,另一方面也表示,这部片长将近两个半小时的电影构造疏松、稍显冗长,而其中强烈的说教性质也令人感到遗憾。

  诚如奥斯特伦德所说:“我希望本人的电影中所浮现的状况能够引起观众们指向自我的思考——‘假如我是片中人,面对这些两难地步,我会如何选择’。”

  除了职业影评人以外,artnet 新闻的记者莎拉·海德(Sarah Hyde)以为《自由广场》捉拿了许多令艺术工作者可以感同身受并啼笑皆非的霎时、对艺术范畴的表示与讽刺也惊人地真实。也许,这部取得戛纳金棕榈大奖的艺术电影可以从某种水平上拉近艺术与生活、创作者与观众之间的距离。另一方面来说,也许这部电影可如导演所愿,唤起人们对周遭生活的关注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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